五四時期的陳獨秀與蔡元培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在紀念這一偉大愛國運動的時候，我們有必要了解領導這個運動的陳獨秀，以及對這一運動發(fā)生有重要影響的蔡元培。在20世紀初中國社會近現代轉型之交，陳獨秀與蔡元培從相遇相識相知，到后來的分道揚鑣，生動地演繹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段史話。

　　相識于反清愛國組織

　　辛亥革命前，許多革命志士認為，中國革命應該分“鼓吹、暗殺、起義”三步進行，陳獨秀也受此影響，曾加入過暗殺組織，并與蔡元培相識于暗殺團。

　　1903年7月，革命組織東京留學生軍國民教育會改組，確定“暗殺”為其重點工作之一。1904年，為配合黃興的華興會在長沙起事，軍國民教育會楊篤生、何海樵、章士釗等人召集革命同志在上海組建愛國協(xié)會，成立暗殺團，把暗殺定為革命方式，經常開展射擊練習、試制炸彈等活動。在老朋友章士釗的引薦下，陳獨秀到上海并很快加入這個組織，也就在這個時候，陳獨秀和蔡元培相遇相識了。兩人的此次相遇相識為日后的相知打下了牢固的友誼基礎。此時的陳獨秀盡管加入了暗殺團組織，但是他認為“要努力喚醒廣大群眾，起而救亡……同人等進行革命，要能謹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氣而不急躁”?？梢姡惇毿阋贿厖⑴c暗殺的革命活動，一邊卻非常關注發(fā)動群眾的一面，這與一般熱衷于暴力暗殺的革命者不同，見解獨到的陳獨秀開始把目光聚焦在民眾的爭取動員上。

　　1905年9月，吳樾暗殺清朝五大臣事件失敗，陳獨秀收集烈士部分遺物后，幾經周折，最后轉交給暗殺團骨干之一的蔡元培保存。吳樾的革命行動，令陳獨秀和蔡元培為之動容，蔡元培贊譽其行為乃“中國第一炸彈”。陳獨秀則在后來悼念烈士時寫下了贊頌吳樾的《存歿六絕句》的懷念戰(zhàn)友詩。革命同志為了革命事業(yè)勇于犧牲、視死如歸的愛國主義精神，在陳獨秀與蔡元培的心里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也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民族責任擔當，逐漸把兩位年齡相差11歲的歷史傳奇人物從相隔千里的陌生人變成了志同道合的同路人。

　　相知于北京大學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決心改革北京大學的迂腐學風校風。大刀闊斧的改革首先從北大文科開始，為了破解頑固守舊派占優(yōu)的局面，蔡元培決定聘請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來主持和充實北大文科。在朋友的推薦下，蔡元培決定聘請陳獨秀。陳蔡兩人早在暗殺組織結識，蔡元培對陳獨秀“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尤其對陳在蕪湖辦的《安徽俗話報》印象很深，經過一番考察和翻閱《新青年》后，蔡元培認為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于是以“三顧茅廬”態(tài)度親自去請主辦《新青年》的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此時，恰逢陳獨秀因為亞東書社和群益書社合并事宜來到北京，與汪孟鄒住在前門的一家名叫中西旅館的小旅社。打聽到陳獨秀的住處之后，蔡元培三番五次登門拜訪，連續(xù)幾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床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陳獨秀被蔡元培三顧茅廬的誠懇之舉打動了，便答應先在北京大學“試干三個月，如勝任即繼續(xù)干下去，如不勝任即回滬”。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以北京大學校長名義發(fā)布布告，聘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

　　陳獨秀入主北京大學文科之后，在蔡元培的傾力支持下，一面對北大文科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一面以《新青年》雜志為中心，秉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校宗旨，聯絡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優(yōu)秀分子，建構起以北大學人為核心的新文化陣營。這批具有新思想的北大學人中，陳獨秀團結了沈伊默、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魯迅、章士釗等一大批先進分子在自己的周圍，形成新文化運動陣營，并借助于北京大學和《新青年》雜志這個思想文化陣地，傳播新思想新文化，引領青年改造中國改造社會，立志成為“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fā)的奮發(fā)有為的青年”。一時間，各種思想在這里碰撞激蕩，交流交鋒，一些進步社團和刊物也效仿《新青年》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在北京大學紛紛創(chuàng)立，并投入到新文化運動的洪流，北大校園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新局面。

　　1919年4月，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北京大學學生立刻行動起來。5月2日，蔡元培在學校餐廳召開學生班長和代表會議，號召大家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奮起救國。陳獨秀在5月4日刊出的《每周評論》發(fā)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文章，號召“人民站起來直接解決”。但是，北洋政府卻施行反動的高壓政策，不斷地逮捕和鎮(zhèn)壓學生，并逼走北大校長蔡元培，逮捕陳獨秀。在全國人民特別是無產階級的聲援和支持下，五四運動取得最終勝利。由此可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和蔡元培以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每周評論》等為陣地，始終互相支持、密切配合，身先士卒起了組織領導的作用，陳、蔡二人是志同道合的北大同事，又是五四運動中的戰(zhàn)友。

　　分道揚鑣于謠言

　　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掀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招來了頑固守舊勢力近乎瘋狂的攻擊，其中發(fā)生了兩件最典型的事情。由此也影響到了陳獨秀與蔡元培的關系。

　　一件是舊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林紓發(fā)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詆毀新文化運動，影射攻擊陳獨秀。林紓還發(fā)表《致蔡元培書》，攻擊指責新文化運動人士“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愛護陳獨秀，從捍衛(wèi)新文化運動立場寫了一封還擊林紓的長信。信中指出：北大教授講解古書時雖用白話，但白話并不遜于文言，而且提倡白話的教員，皆是博學且長于文言。蔡元培的信，表明了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但是，出于維護北大的整體利益考慮，蔡元培無奈妥協(xié)，決定暑假后“文理合并，不設學長”。陳獨秀文科學長之職自然免除。

　　另一件事便是守舊派連續(xù)散布攻擊陳獨秀的謠言。一個是他們向《神州日報》提供謠言，說陳獨秀因為思想激進，已受到政府出面干涉，被迫辭職于北大。對于這一謠言，蔡元培出面發(fā)表《致神州日報函》進行了辟謠。第二個是頑固守舊派散布關于陳獨秀個人私德的謠言。在各種謠言盛傳的壓力下，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決定提前“文理合并不設學長”。不久，陳獨秀被改聘為教授，文科學長之職被撤銷。

　　由于各種原因，這次蔡元培沒能堅定地站在陳獨秀一邊，兩位對中國近代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從此分道揚鑣，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離開北大后陳獨秀回到上海，開始了創(chuàng)立中國共產黨的“開天辟地”的偉大事業(yè)。而作為老同盟會會員的蔡元培則開始了其國民黨黨國元老的人生。

　　政見雖異友誼不變

　　盡管陳獨秀和蔡元培于五四運動后，各自的人生走出了不同的歷史軌跡，但是不論是作為中共早期領袖的陳獨秀還是身為國民黨元老的蔡元培，兩人始終擁有觀照國家興亡的情懷，始終沒有放棄聚焦中國政治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陳蔡兩人雖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互相之間的友誼并沒有受到中斷，兩人相互包容、相互幫助、相互欣賞和憐惜。1932年陳獨秀被捕后，蔡元培聯合楊杏佛、林語堂等其他社會賢達，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南京國民政府“伏望矜憐耆舊、愛惜人才”，對陳獨秀寬大處理。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聞聽消息，陳獨秀十分悲傷，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表達了這種哀悼之情，“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又增一傷痕矣！”并以病弱之軀寫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表達對老朋友的懷念。陳獨秀在文章中對蔡元培的人格人品給予高度贊譽，他說，蔡先生對下決心的事很是堅持，且態(tài)度溫和，令人佩服。生前蔡元培也極為欣賞陳獨秀的個人品格，他曾說，陳獨秀“忠于人，忠于事”，“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